2003年，在上海经委工作的江上舟在展会上碰见了应用材料（AMAT）刻蚀机事业部的一把手尹志尧，在这个高中校友的陪同下，江上舟参观了应用材料刻蚀机的内部构造，对其精密设计赞叹连连，留下了“造刻蚀机比造原子弹还复杂”的评价。

经委负责工业经济布局，既要负责眼前也要负责未来。江上舟任职期间，主导了大批华人工程师回国创业，上一个被请到上海的是张汝京创办的中芯国际。

一年后，在江上舟的协调下，尹志尧创办的中微公司落户上海金桥。在“卡脖子”这个词尚未普及的时期，中微率先解决了卡脖子问题。成立第三年量产首款刻蚀机，第七年实现45nm介质刻蚀机的国产突破，成为台积电5nm产线上唯一一家中国大陆刻蚀机供应商。

美国泛林的刻蚀机

2015年2月，美国商务部低调发布声明，解除了对中国出口等离子刻蚀机的限制，原因也表达得很朴实：中国人自己做出来了。

遗憾的是，江上舟在2011年因癌症辞世，并未亲眼见证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在当时和之后扮演的重要角色。曾与其共事的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说江上舟是一位“战略型科学家”，他对这位老战友的评价，似乎也能反映上海这座城市所体现的特征：

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2001、2002、2003年，但对2010、2020甚至20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曾经的欠账

几年前中美贸易摩擦渐起，半导体产业的困境成为全民舆论焦点。地图摊开，人们突然发现，中国集成电路的龙头公司，似乎都集中在上海。

1998年，江上舟联同其他三位学者，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微电子产业发展建议》，并提出“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、3倍于新竹工业园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”。此后几年间，一系列针对集成电路的顶层设计相继推出，一大批企业陆续落地上海张江。

1999年8月，上海市实施“聚焦张江”战略

半导体产业的特点是资本开支巨大，投资周期长，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，设备与生产工艺迭代很快，对后发追赶阶段的经济体尤为不利。

尤其对芯片制造这个环节来说，考虑到新世纪头十年工艺制程的进步速度，很容易投产即落后，极度依赖长远的规划和耐心。

韩国内存芯片产业对日本的反超是一个典型案例：1980年，日本先于美国量产64K DRAM的消息大大刺激了韩国人，李秉喆力排众议，从美光手中买来了64K DRAM的专利技术。直到1983年，三星才将专利消化完，成功量产，起步即落后。

1986年，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份额已经接近一半，三星只能以年为单位逐步缩小差距，直到1994年，三星才完成256M DRAM量产，领先优势不过几个月而已。

无论是汽车制造、通信设备制造还是集成电路，对于这类以“重资产+长周期”为特征的产业，上海总能显现出相对前瞻的布局与规划能力。

时至今日，张江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、制造、服务公司，产值一度达到全国整体的一半以上。对其最精确的评价可能还是来自前科技部部长万钢[1]：

如果没有当年上海下决心搞芯片，可能我们今天（2012年）的芯片进口要远远超过石油。而且今天芯片的主流产品65纳米芯片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产品，芯片的自给自有供给率也在提高。

客观来说，目前国内的芯片制造工艺相比海外依然存在差距，半导体设备的关键零部件也尚未实现国产化。但这些微小的进步，在二十年前也曾被视为不可逾越。

技术的前沿

2018年前后，“上海如何失去了互联网”成为了城市产业讨论的热门话题，时值移动互联网产业出清整合阶段，北京、深圳、杭州都坐拥自己的互联网名片，上海似乎是一个尴尬的缺席者。

时过境迁，各大城市都挨个迎来“你的六小龙在哪”的拷问，上海自然首当其冲。

从产业演进规律来看，90年代的汽车制造，世纪初的集成电路，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领域，上海其实从未缺席。

产业规划不是挖好坑等着陨石掉进来，而是通过关键环节的突破形成自发的聚集。

江上舟在规划集成电路产业布局时，提出以芯片制造为抓手，就能带动上游的设计和下游的封装产业。同样的道理，汽车总装产线也会让对应配套形成聚集——福耀玻璃上汽工厂就位于上海嘉定，隔壁就是大众的配件仓库。

2019年，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因央视报道而走红网络——从空中鸟瞰，通向港口的东海大桥上，一辆辆智能重卡以15米车距列队自动行驶，车速还保持在60公里/小时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

这背后的技术由上汽集团与千寻位置联合开发，前者是上海老牌整车企业，后者是“时空智能”领域的独角兽。千寻在这个场景中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，让车辆具备精确的空间感知能力。

那一年，是“时空智能”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被提出。

然而“时空智能”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发展轨迹：它就像水电煤一样长期“隐藏”在聚光灯背后，又因其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，将很多人拒之门外。

今天，这个看似颇为冷门的领域，已然来到爆发前夜。在海外，深度学习泰斗级人物李飞飞去年开始在时空智能领域创业，她对其概括为：“世界是三维的，无论是机器人还是设备，都将生活在三维世界中。因此解决3D智能的问题是根本性的”。

去年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、两院院士李德仁的主要研究领域，也是“时空智能学”。陆奇也判断，今天的大模型时代能有效地控制操作各种设备，下一个拐点将是机器人、自动驾驶和空间计算的组合为基础。

而千寻是第一个冲进“无人区”的。“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对战略性创新型基础设施的前瞻布局与耐心。” 千寻位置创始人陈金培坦言。

在陈金培看来，时间和空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基础，就像人类需要方向感一样，“时空智能”就是给各类机器提供时空感知、计算和协同能力，帮助机器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时空规划、决策和控制，以实现系统整体智能。

2015年千寻成立，从建设遍布全球的 5000 多座 GNSS 星基/地基增强站，到自主研发定位算法、芯片及大规模互联网服务平台，千寻以一己之力闯进时空智能的 “无人区”，率先打通时空智能全链路能力，并且形成了多传感器算法协同、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力。

2025年，千寻在全球累计有23亿的智能设备用户，十年间成为了这个领域内全球规模最大、最早形成技术闭环并且商业化的公司，从上海辐射全国，并具备了服务全球的能力。

以自动驾驶场景为例，2015年，自动驾驶还刚走出概念阶段，千寻就以“修路人”的角色，先行开始了基础设施的建设。

从“时空智能一张网”的建设，到与整车厂的适配联调、算法优化、量产交付，构建起完整的工业化体系，今天时空智能已经成为智驾的标配方案，千寻已在30余款车型上批量交付、累计获得100余款车型定点，覆盖上汽、比亚迪、华为、吉利、小鹏、理想、智己、零跑、一汽红旗、广汽埃安等品牌，服务时长累计超过30亿小时。

恰恰是这种前瞻的布局，使得中国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不必再度陷入输在起跑线上的遗憾。

从自动驾驶、车道级导航、红绿灯倒计时等消费级应用，到相对前沿的具身智能、低空经济，以及数字孪生、智慧城市、各行业数字化升级，都有时空智能如影随形。站在产业变革的临界点，时空智能正逐步从幕后走向台前。现在“杭州六小龙”中几家公司，也在用千寻的时空智能服务。

套用当下“新质生产力”的概念，上海多的是这类驱动“新质生产力”的战略基础设施，即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，又具备公共服务属性的特征，同时与上一代一样具有长期性和规模性的特点，投资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计，且需十年以上才能见到产出。

当整个社会重新审视这座城市，上海也许没有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，也没有适合在社交媒体上营造话题的产业热点，但它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产业界的进步。想一下子搞一个大新闻，在工业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时至今日，上海依然在前沿科技的边界线上眺望。

创新的前奏

3月12日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，千帆星座第五批组网卫星以“一箭 18 星”方式成功发射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

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“千帆星座”，是中国首个进入正式组网阶段的巨型低轨商业卫星星座。该星座分三期部署：一期部署648颗卫星，提供区域网络覆盖；二期部署1296颗卫星，提供全球网络覆盖；三期规划超过1.5万颗卫星，提供多元业务融合服务。

无论是公路上的自动驾驶汽车，还是近地轨道上的卫星，没有产业场景的沉淀，没有专业技术的沉淀，对于这些领域也恐怕也只能不得其门而入。

高科技领域的突破，往往少的是封狼居胥的豪迈，多的是披荆斩棘的艰险。

过去二十年的中国，经历了双重的狂飙猛进，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城市化叠加高科技产业的变革，其副产品是对速度和效率近乎病态的追求。但工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并不因价值主张改变，产业的变革始终有自身的既定路径。

一个产业的分工越是深化，对应的供应链也就越是复杂，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也就与日俱增。从20多年前的集成电路，做10年前的时空智能，再到近五年的卫星互联网，只有一些公司承担了“基础设施”的角色，才能为后续一系列的创新应用提供土壤。

产业决定了一座城市的财富如何被创造，而它的基础，是这座城市能够多大程度激发创新的力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基础设施”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。

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经济体，产业的厚度与人才的密度总是互为表里，决定两者的不是某项指标，而是一个系统。

去年年初风光无限的法国AI公司Mistral是一个典型案例，Mistral的“户口”在巴黎，但从人才、资本、市场三大经营要素审视，它其实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。

公司三位创始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，都有着与程序员身份不符的发量，也都有在美国公司的工作经验。大部分Mistral员工的上一份工作，都是美国科技公司位于欧洲的分支机构。

Mistral的1.13亿美元种子投资中，领投方是美国老牌基金Lightspeed。而在A轮融资中，微软、英伟达和Salesforce这些美国产业资本抢尽了风头。尽管CEO Arthur曾多次公开表示Mistral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欧洲，但身不由己的是，Mistral一半的客户都来自美国市场。

产业的进步从来没有拔地而起的故事，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，其创新实践并不体现在某个技术或细分门类的一蹴而就，而是基础科研-技术成果-产业化应用的完整链条，最终体现为工业与技术领域高度前瞻性的布局规划。

换句话说，创新是一个体系，组成它的是持续培养人才的高校，承担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，负责成果转化的私营部门，提供政策扶持的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统，以及一个购买力充足的消费市场。

90年代末，上海开始审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欠账时，后者承载的角色更多是追赶，因为半导体是一个极端成熟的市场。市场规模、工艺流程、技术原理与技术实现路径都非常确定。阻挡追赶者的不是政府禁令和关税壁垒，而是专利墙与物理学。

但具身智能、时空智能这类前沿技术，反倒处处弥漫着“战争迷雾”，因为其技术发展路线、应用落地方向、市场规模与投资回报率都不甚清晰，反而需要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对长远规划与决策定力的诉求也更为迫切。今天，时空智能已然跑出一匹黑马，下一个是谁穿越迷雾。

时至今日，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实践，依然在上海不断涌现。做CMOS的格科微、做时空智能的千寻位置、做卫星互联网的垣信卫星、做机器人的智元、做GPU的天数智芯——这些不断涌现的创新，无时无刻不在映衬着产业界曾经面对与海外恐怖的技术代差时，令人发指的绝望。

“战争迷雾”不会自发的消散，一批又一批的市场参与者，用勤劳和汗水勾勒了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。贯穿数十年的产业变迁中，上海展现出的竞争力始终是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坚决押注，并不断把产业竞争力转化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。

商业文化、工业精神、科技内核孕育了一座城市的气质，也赋予了上海超越时代的眼界和格局。